为了抵抗坠落的恐惧，大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。

对大厂人来说，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，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，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。但当“那一天”真正来临，他们发现，保险成了沉没成本、债务和负担，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，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，“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”。

40岁开始，黄若唯感到生活在轻微地晃动。有时像站在黑夜的甲板上，海面高低起伏，带着自己一会儿在浪尖，一会儿落入低谷。有时又像空调外机的嗡鸣声，悬挂在人生的外墙面，持续不断。

在一家头部大厂，黄若唯是年薪百万的高管。按理说，她的工作很顺利，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，也就是40岁那年，还升了职。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，再也抓不住。

买下第8份保险后，晃动的感觉消退了。两年时间，她买了6份重疾险，每份每年缴费近2万，全部的赔付额度加起来，有几百万，报销覆盖了最多的疾病类型、治疗方式、药品范围。她已经记不清哪些是纯消费型的保险，哪些如果以后没有用上，还能拿回本金。

除了这些重疾险，她还买了1份国家个人养老金，每年缴费1.2万，交够15年，可以每月领取1000多元，直到去世。还有一份1年缴费10万的储蓄险，也叫增额寿，交15年，领取的时间越晚，它每年的利率越高，最高可以达到3.5%，相当于一个灵活取用、收益有保障的存款。

如今，她在保险上花掉了近50万，未来还将付出超过200万。保险，是她生活里最大的支出项。

95后楚蓝也是典型。在大厂工作3年，他已经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。一年1500多元的重疾险，一年1万、持续交10年的增额寿，还有一年1万、持续交15年的养老保险。

在二十多岁时买15年后才能兑现的东西，源于被抛弃的恐惧。都说互联网大厂有35岁门槛，但怎么才27岁就把人卡住了？去年，因为业务调整，一位岁数比他还小、绩效不比他差的同事离开了公司。直到走出公司门的前一刻，同事还在问：为什么是我？楚蓝也在心里想，是啊，为什么不是我？

保险经纪人小文有一位客户，37岁，是一个大厂某技术小组的二把手。每次加班加到凌晨，他就找小文追加一份重疾险。“要把所有加班费都用来买重疾险。”大厂宝妈陈之华拿出积蓄的一半，买了上百万的储蓄险，她说要在自己还在大厂的时候，把能锁定的收益都锁定；还有高管去香港买保险，让保险更加保险。

生活在晃动，这是大厂人共有的感受。高歌猛进的日子过去了，裁员降薪，收拢业务，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，撕毁应届生的offer，所有的动作都在说：大厂不需要那么多人。

虽然还在“船上”，但黄若唯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：

最近，曾经带她入行的引路人们，当年被她看作“指导人生的智者”，也曾是大厂高管，相继找她帮忙介绍工作。她四处询问，得到回复：“40岁以上的简历，大厂不可能收了。”

两个月前，公司校招，只放出1个基础岗位，居然收到了100多份海内外顶尖名校生的简历——这还是HR筛选一轮后的数字。黄若唯毕业于普通一本，怎么看，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。她挑不出来，最终决定忽略学历，只看“有没有岗位需要的一块具体能力的描述”，招聘这才能正常进行。

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，黄若唯换了5个领导，同期入职的人只剩下自己。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，买保险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。刚付完保险账单，黄若唯像打了针鸡血，热情充盈身体。想到“保险这个东西，你活得越久，花的钱越值”，她买了普拉提课程、充按摩店会员，出门去做全身spa。两个按摩师，一个按头，一个按脚。

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。在那节课上，老师把中国社会分成5个等级，头尾分别是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，中间则是三个层次的中产：年收入10-30万的小中产，30-100万的典型中产，100万以上的富裕中产。这些中产群体，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十几年里造就，并恰恰好地根据入行时间早晚，顺序地嵌进不同层级。老师说，友邦和明亚等高端保险在近几年崛起，仰仗的正是以大厂人为代表的中产客户群。

大厂人的不安，甚至改写了保险行业里的规律。小文说，她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，一听到保险两个字，他们表现出的嫌弃，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。但她能理解，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，没有风险意识的才是年轻人。但假如在年轻人前面加上限定词“大厂”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“不管我发什么，大厂年轻人都会回复一下，不管买不买，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是个什么东西。”

过去二十年，互联网行业用高饱和的工作、相应的高薪，与传统行业划清界限。各家大厂推出新型办公节奏，“996”“007”“大小周”，重塑了一代人的生物钟。

工作时，身体属于大厂；生病了，责任由自己承担。重疾险、百万医疗险，往往是大厂人的入门保险，一旦生了重病，保险可以报销部分支出，防止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，或是因病破产。

对这种消费型保险来说，买保险的精髓在“买”，而不在“保险”。比如楚蓝根本讲不清楚他那份一年1000多元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，又能提供什么，如何兑现。钱花出去的那一刻，扣款声响起，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：“嘀，您的安全感到账了。”

楚蓝的药箱子。图 / 受访者供图

有了保险的“安全感”托底，大厂人才能放心地把身体交给大厂。

44岁这年，黄若唯未婚未育。大厂是她的爱人，业务是她的孩子，她很“顾家”，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。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，到家洗漱完，能听到早起的鸟叫。睡6个小时，再抹把脸去公司。休息时间见朋友，她都带着工作目标：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。

一位大厂员工说，出差去上海，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，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。骤然的下坠和轰鸣声中，头晕、耳鸣、恶心都来了，冷汗沿着额头往下掉，她一边吃薄荷糖，一边吸鼻通，勉强保持清醒。最难受的时候，她想，“要不飞机不降落也行”。但她没办法避免弯道。相比浦东机场，虹桥机场离市区近，见客户和同事效率高。

几年前，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增量业务，激情燃烧了近一年，在全年无休加班的凌晨，她见识到“真实的商战”，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战略城市，命运般地入住同一家酒店。晚上开会，大家压低声音，以防被窃取机密。两家互派间谍，潜入对方仓库。

业务增长很快，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和竖起的大拇指刷屏。当年，她收到了近10万奖金，对刚工作的她来说，是一笔巨款。后来再去其他大厂面试，这段履历让她的薪资翻倍。

那些年，加班代表着大厂的价值判断，打工人跟大厂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，加班就是安全。黄若唯就觉得，主动加班、高度投入，是她40岁还能留在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。

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车，逐渐慢下来，直到停滞。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、组织变革，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折腾一遍，今年，提高“人效”被发掘出来，成为新手段——简单理解，就是花最少的钱，让人干最多的事。

大厂人的身体边界被工作入侵，逐步让渡，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。

进这家大厂时黄若唯39岁，喜欢扎丸子头和闺蜜聚会。42岁，丸子头扎不了了。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，藏着细密的白发，她拿着镊子一根根拔掉。

由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。“大厂人均结节”，一位大厂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，90%有结节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情景：两位同事第一次认识，突然，一个人拨开另一个人衣领，问，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？疾病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。

业务不再增长，成就感少了，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不够用，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。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发烧、感冒不断。为了保证绩效，张凤吃了一个月抗生素，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，医生说，如果数值持续飙升，需要去三甲医院，上透析机。

原先，仗着年轻底子好，大厂人用重疾险兜底。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，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。那天，张凤发现自己没办法买重疾险了，她大哭了一场，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。

把保险卖出去并不容易。风险看不见摸不着，像空气里的水。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，咨询保险，却在她回复几百字后没了音讯。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，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。该玩玩，该焦虑焦虑，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，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。

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降温，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，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，那一刻，担心、忧虑、恐惧才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。

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，意味着大厂的生活已经“步步惊心”。

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。黄若唯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，但竟然没完成——不只是不增长，甚至是负增长。年中汇报会上，她反复练习“保命话术”：拼命反思——反思得越深刻，被领导锤得越少；正话反说——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，要说做得还不够好，体现对自己的要求高，并提出3条具体的改善措施。

可能是甩不出去的锅。调养好身体的张凤跳槽到另一家大厂。上班没多久，一位新来的同事，时不时地在凌晨2点她睡觉的时候“扑一个电话过来”，跟她吵架。“同事担心做这块业务会背锅，所以提前把锅甩出来”，电话和群聊，属于“证据留痕”。

也可能是难以自证价值的“偷感”。陈之华在大厂做运营工作，过了创业期，大厂普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，运营作为不赚钱的部门，总是会被质疑：你们有什么价值？陈之华说不出来。

当工作的价值需要努力自证，她和同事总觉得，“我们是累赘”。几年前，部门氛围还很好，大家经常讨论奶茶上了什么新品、某个明星的花边新闻，“声音很大，特别热络”，如今工位只有安静，还有相似的茫然的脸。

大厂是一个地理标志，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，是一种身体的状态，腰椎和颈椎弯下去的夹角，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。在大厂的每个日子，都流经人的血液，改造着人的身体和心态。

张凤越来越焦虑，有一天，她发现自己呼吸不上来，不知道那口气要怎么吞下去。她走出公司，翘班去绿化多的小公园休息一个小时，打开手机相机想跟自然合影，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。

冷峻的大厂。图 / 受访者供图

在大厂工作的第三年，楚蓝比以前更胆怯、谨慎。他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，却不敢退出，从忍耐着开完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会，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，他用了三个月。

值得怀疑的事情越来越多。比如下一个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？每次被领导喊去谈话，陈之华都带上录音笔，点击开始录音，再走进会议室。

陈之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。从前要是想做个副业作为被裁员的plan B，“说干就干了”，现在她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逻辑想清楚，能不能复制、规模化，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，“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不做了，好累，我们肯定成不了”。

她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、能力、热情。“刚工作的时候，遇到很厉害的人，我会羡慕并且想成为她。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，我会羡慕，但不想成为她。我单纯觉得自己菜。”

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，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，买保险成了抵抗焦虑的寄托。海面波涛汹涌，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。去年生育之后，陈之华给全家买了重疾险；一年5万、缴费10年的储蓄险；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万的储蓄险，20年后，她的孩子可以领取到120万。

大厂曾经就是一种“保险”。

一个人进了大厂，意味着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，从底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。有人开玩笑，字节最鼎盛的时期，戴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，至少能激发五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。

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。黄若唯说自己是“行业里的王宝强”，20多年前，她独自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，踩着一本线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。大厂给过她很多甜头，钱，职位，肯定——曾经的一位老板，在她想离职读MBA时挽留她，“说学费30万给你报了，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走？”她犹豫了三个晚上，还是辞职，读书，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大厂。

80后艾可在进入大厂工作的十几年里买过三套房，“一发下来工资，存够首付就去买房”。花钱是挣钱的动力，她相信明天一定比昨天好。她跟丈夫都拿到了大厂的期权、股票，兑现那天，400万打到银行账户，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。随后，她买下最后一套房子，那是套大三居，最高时值800多万，她成了资产千万的新中产。

大厂给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胆量。蚂蚁员工饼饼在前年上车，买下一套位于上海中环、价值1100万左右的房子。首付400万，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款和兑现的期权。接下来30年里，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。房子毗邻江边，打开窗可以看到华丽的外滩，汹涌的江水。

才过了几年，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赠。因为大厂市值的波动，艾可的家庭股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。

时代也在收拢它的慷慨。今年，全国房价都在跌，夏天过去，艾可的房子跌去了200万。至于饼饼的千万豪宅，他不敢打开贝壳看任何消息。

工作的第一年，楚蓝跟风买了些新能源、医药基金，赚了1000块。凭空赚钱的滋味壮大了他的胆子，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。之后两年，查一次账户，钱就少一些。他不理解，“查询账户得付费是吗？”

大厂人的恐慌，本质上来源于被大厂抛弃的可能性。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，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。

黄若唯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买了那么多保险，只要有同事离职、转型成保险经纪人，找到她说，“以你现在的收入，这个赔付金额配不上你了”，她立刻心动，下单付钱。

有些保险买回来，就像头痛医头的药。对饼饼来说，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，等于房贷，等于1000多万的房子。今年，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，告诉家人，万一自己去世了，拿保险赔偿堵上房贷。

艾可把剩下的30万存款挪出来，全部买储蓄险，要是15年提取，每年3.5%的利息，超过了当下房价、基金、股票、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。这种保障储蓄的方式，也被称做“挪储”。

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，周潇庆幸自己买了高端医疗保险。那天，她先把丈夫送到三甲医院的急诊，急诊室门外全是人，没有座位，剧痛中的丈夫蹲在了走廊的地上。

周潇当机立断，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。抵达的第5分钟，止痛针已经打上了，手术也很快安排上。费用昂贵，要十几万，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，她和丈夫自费的部分大约6万。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。

那份高端医疗保险，来自香港一家保险公司，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，覆盖周潇一家三口，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，它也带有养老保险的属性，周潇过了55岁，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，每年的保费有11万。

这两年，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。去香港买保险，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，给锁再上一道锁。

那位香港的保险经纪人，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，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障。到香港的那天，保险经纪人邀请周潇去了她家，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方米的房子。她有4个孩子，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。在周潇看来，这是保险经纪人营销自己的方式，但也确实给了她安心的感觉。

对大厂人来说，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，是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，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。

但买下保险之后，陈之华反而更焦虑了，“因为我做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”，大几万现在对她来说不算什么，要是有一天失业，收入为0时，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、更恰当的用处——抵达最恐惧的境地，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。

保险并不一劳永逸，有时也会过时。医疗手段进步得很快，周潇的港险买在几年前，后来推出的一些设备、药品，都不在当时的保险范围内。所以隔一段时间，她就要盘一盘哪些保险需要取消，哪些保险要新增，就像编织一条安全感的毛毯，时不时需要缝缝补补。最近，她取消了买在内地、一年1.6万的高端医疗保险，“不是特别的划算，哪怕我看了5次病，但都是小病，加起来的钱都未必有1万6”。假如没有生重病，医疗保险就像是花钱买空气，变成一项纯粹的安全感消费品。

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。

买完30万的增额寿险之后，艾可失业了。

简历被发送到她家方圆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，没收到一个面试邀请。唯一回复她的HR，似乎猜到了她找工作的诉求，“上来就直说，要晚上10点后下班”。不加班的工作已经不存在，“不会因为给你钱少，就不让你加班”。

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抬高。几天前，她去一家千人独角兽公司面试，岗位需求跟她过往履历高度匹配，公司产品负责人跟她聊了一个多小时。但因为面试时，她提到“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，靠的是对业务的了解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愿意先去采销轮岗，再做产品”，这被产品负责人解读为“想做采销，不想做产品”，面试失败。

她意识到，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，包括思想，“你不能有二心”。

找了一个月工作，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。目前，每年家庭里重疾险、养老年金的支出要大几万，在失去大厂工作后，保障生活的保险变成了债务。

艾可有一位朋友，因为高杠杆买房，被裁员后连外包的工作都找，那样的故事让她恐惧，“我还没到特别没有底线的时候”。

老公劝他，“这个东西能停就停”，但她觉得起初是觉得保险有用才买，不能没钱了就停掉。如果退保，要扣除手续费，‌最多可能导致超过50%的本金损失。而像医疗保险，暂停之后，假如生了病，可能再也买不了医疗保险，就算不生病，重新投保时，费用也更贵。

这些沉没成本、机会成本让她想再坚持几年。“最起码把40岁、50岁咬咬牙扛下来，实在不行，还可以降低保额，或者取那笔储蓄险把重疾险的窟窿怼上。”

最近，艾可恢复了每天晨跑5公里的习惯，尝试调整身体状态，继续找工作。只是偶尔有点心酸，“有种我要为保险打工的感觉”。

艾可在公司大楼里拍到的日落。一面是绚烂的夕阳，一面是加班的大厂人。图 / 受访者供图

到这种境地，买保险像拆东墙补西墙。安全感是有限的，在保险与保险之间，墙壁与墙壁之间，大厂人辛苦劳作不停。

与艾可相比，黄若唯更幸运一些，她还处于跟保险的蜜月期。想到之后要生小孩，还有父母的养老，她还有些后悔没买一年20万的储蓄险。买了保险，她的钱花得更多了，今年办了3家健身房的会员卡，有一家黄了6个月她才刚发现；买了4万块的按摩套餐还有3万多的美容院护肤年卡。

生活里，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她消灭，但时不时的，她总是想起刚入职时的一个画面。

西二旗的网约车上，司机得知她是哪家公司的，列举了产品的优点，最后说，“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”。高速两边的灯渐次亮起来，所到之处一片光亮，“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，我在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”。

但现在，她最需要做的，是把年中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导给下属。业绩不好，下属、她、她的领导，大家都危险。

去年冬天，在跳槽的间隙里，楚蓝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。白雪皑皑，他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，竟然有种爽感，没有赶DDL的闹钟，没有栅栏，就算是摔倒，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，轻微的痛楚之后，拍拍屁股，再站起来，继续飞驰。

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，能随意摔倒、永远有雪扎实托住身体的感觉，他至今仍在回味。

（受访者均为化名）